解读内乡县衙——清代圣旨

典史衙门前立有两通清代道光年间圣旨碑。这两通封赠圣旨碑，碑身均为高2.7米，宽0.85米，字体刚劲俊拔，沉稳厚重。一通碑的碑文是道光二十三年（公元1843年）十二月一日，皇帝诰封王检心的祖父为奉直大夫，祖母为宜人；另一通碑的碑文是道光二十六年（公元1846年）十二月一日，皇帝敕封王涤心的父亲为文林郎，母亲为孺人。

王检心和王涤心是内乡城东王营人，系胞兄弟，分别官至从五品和正七品。在位时，他们为官清正，体察民情，政绩卓著，道光皇帝推恩于此，把官爵授予他们的祖父母、父母，这就是“封赠制”。在清代，按照官员品级的高低，封赠的级别也不一样。一品高官可追赠四代，低级官只封赠妻室而不追及上代（但可貤赠与父母）。封赠制度体现了封建社会“妻以夫荣、母以子贵”的礼制观念，也算是“男尊女卑”礼教下对妇女的一种补偿。

知识链接：王俭心（1804--1869），字子涵，出身官宦家庭。道光五年（公元1825年）乙酉科举人，十五年以举人大挑一等分发江苏候补知县，七年后历任兴化、句容、仪征、宜兴、铜山等六县知县,历官知州、知府、道员、按察使，封阶文林郎、奉直大夫、晋赐中宪大夫。

王俭心，理学造诣颇深，幼年拜师王香峰，为钻研学问打下坚实基础。十几岁时即经人推荐入桐城学者姚谏之学习。姚家也是著名的藏书家，王俭心读之视野大开，后来他与大学问家交往，专心攻读理学。道光二十二年（公元1842年），王俭心步入仕途，署兴化县。他体察民情，关心百姓，注重教化，发展教育，重订学规，倡尊师重儒之风。任满调动时，“士民送者塞途”。后署句容、高淳二县。在高淳期间，他广筹资金创建义学、义仓各百余所，并捐廉俸修城南永济桥以便士民。在仪征“设牛痘慈幼”，教民众纺织蚕丝、修文庙等善政多端。青浦河决口，俭心以赈灾为急务，漕运粮米，以济灾民。

回乡后，以他和其胞弟王涤心为代表的理学人士继续从事教育事业。定期在建福寺、菊潭书院、义塾等处讲学，传播理学思想，在内乡当地掀起了一阵理学热。他教学时语言通俗易懂，不涉高深玄妙之谈。积累人生做人、做官、做学问的经验，也因此，理学成为学生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。他力求将理学精髓普及于“群黎百姓”，家喻户晓，以维持封建的统治秩序。以“君臣、父子、夫妇”为核心的伦常观，使之逐渐成为普及全民的意识形态，他的行为影响深远。他曾说过三句非常朴实的至理名言：“燕居必衣冠，行政必谨慎，待人必诚信。”正是这种非常通俗朴实的语言，使他赢得了理论界的赞誉：“俭心盖躬行君子也，表里莹澈，体用兼备，一时名臣倚重，群黎感德，至今无异词，非真道德，若能是乎？”

王俭心晚年曾与李堂阶、左宗棠等组成理学社，成为清代理学家，在当地传播理学思想，其著作有《易经说约》《春秋本义》等20余种。并于同治八年（公元1869年）修成《内乡通考》。与其他志书不同的是，加入了作者的理学评论，在明清地方志中，可谓独树一帜，也为内乡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。

王涤心，字子洁，王俭心之胞弟。道光十二年（公元1832年）壬辰科举人，二十四年（公元1844年），以举人大挑一等知直隶唐山、平山知县、晋州知州，又升为山西候补道。由于政绩突出，陕西政界竭力保荐挽留他。后来又调任广西横州直隶州知州。从政期间，注重兴办教育，政务空闲，亲自给青少年学生讲课，将理学中的孝悌忠信品德发扬光大。在乱匪四起的年代里，他能够和邻县联合，为百姓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。他重视农业，注重教化，表彰节妇义男，禁止民间斗殴。居官“有利必兴，有弊必除”，政绩卓越。晚年告老还乡，主讲菊潭书院，继续传播理学之精髓。这种思想对培养青少年的气节情操、社会责任感、历史使命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为家乡培养人才，使内乡在当时科举中屡获佳绩，受到社会各界的称颂。

王涤心在治学方面，注重实践，他自己热爱读书，同时也教育青少年多读书，读好书，交朋友，交好友，“非身心姓名之书不读，非公正直谅之士不交”。著有《读易备忘》、《菊潭讲义》等著作，主修《平山县志》。

王氏兄弟在理学方面的造诣，赢得了当时和后代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赞扬。他们晚年在内乡各大书院、佛寺积极讲学，传播程朱理学思想，不仅促进了内乡学子的理论思维，还教育当地百姓知书识理、陶冶人们的情操，并一度成为内乡的主流思想，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内乡的社会稳定，在维持封建的统治秩序、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他们二兄弟还编撰《内乡通考》，给内乡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，他们所传递下来的社会、历史、道义责任，闪烁着人格的灿烂光辉。